关于人性悖论的作文

吾乃江宁秦桧，字公之。生于中小地主家，因家世不显，曾做乡村教师。吾始有怨，祖上为何不积德，不让我成为官宦子弟。曾曰诺是水田三百亩，不在做那猢狲王。余常叹命运不济，无升官发财之机。

吾从古至今遭世人唾弃，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害人如不能尽，刑人如不能重。二是甘为金贼。三乃私惠亲旧，贪的无厌。

小人自知罪大滔天、十恶不赦，祸国害民，使天下倍受其祸，章其罪数不胜数。虽百死，也未能的天下百姓之谅解。

尤以谋害抗金名将岳飞为最，余深知百死难偿其罪。吾虽痛恨岳飞，全因政见不同，非想谋他性命。同是为国，为何世人推他为英雄，骂我为金贼。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主战与主和本无非议之处。在别无选择之情势下，求和乃至投降不失为一条出路，古有勾践被夫差大败栖于会山上，召文种与之谋，执其手而与之谋。遂使之行成于吴。尔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灭吴。诚非不知，奈何宋朝至微宗时，危如累卵之际，此乃存亡之秋也，然事内之臣，上至国君，下到宦官无不畏敌如虎，屈膝投降者，大有人在。事外之臣，心甘情愿卖国求荣者也非少数。宋微宗只知情享乐，昏庸无能，认人为_。直至钦宗，大体如此，_臣当道，忠臣无立足之地，至使文臣不能治国，武将不能安邦，实属吾国之所大憾矣。靖康元年，金军攻破东京(开封)，虏走微、钦二帝，遂度之，为庶人。其实，余并非生和即为卖国贼，最初，也曾主张抗金，反对割让大片土地以贿金国，余深知灭之破灭，弊在赂敌，赂敌而使乃亏，此为破灭之道也。然又知主战派不能深得帝心，固从师汪伯彦，学得一套玩权术，直上青云的本领，竭尽投机钻营之能事，察言观色。见之使用权舵，千方百计讨得上司之欢心与信任，才能身居高位，此乃升官发财之道也。自古忠言难入耳，一不谨慎命难全。

如有违帝王之意，多则死，轻者贬。缢鹏举于风波亭，众人之道是我为罪魁祸首，实不知我乃奉高宗赵构之命杀之，皇上怕岳飞功高盖主，收复失地，迎回微、钦二位失帝，自己将如何处置他们呢？天无二日，何况三呼！如金人来俘虏他，他也会奋起反抗。他只想做偏安皇帝面已，为此他可不惜一切与金议和，反正，整个天下都是他自己的。然鹏举却不善揣测并迎合，只一味输忠献诚，导至此等下地呼！而我如不听皇上之意，多则烹，少则贬，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下也不是对上也不是，唯有如此，弃人格而迎合皇上，不然，鹏举就是的例子，虽赢得生前身后名，却落个英年早逝，此所谓伴群如伴虎，悲呼？憾呼？至此已后每每有人问岳飞何罪，因我内心有愧，半天才支晤道：“其事体莫须有(也许有)”。余做金贼是为了“曲线救国”，深知金之强大，宋朝之腐朽，不然，二帝如何轻易被掳呼！余怕赵构也走上父兄之道路，才肯投敌，以求存宋，才得使宋朝有安宁之日，以养生机，待时机成熟，遂击之。诏兴九年，金时来临安议和，宋高宗(赵构)要跪下接受册封，如果跪拜了，大家会认为是南宋政权之奇耻大辱，决不能接受，他们怒不可遏纷纷表示反对议和。然而，皇上议和态度非常坚决，直到他当着众人的面跪拜，毕竟自感难堪，如不跪，则议各难成矣。此时有人出了鬼主意：向金使说高宗正在为微宗守孝，所以不能行跪拜礼，可由宰相来代理……余乃充当这场丑剧的主演，代皇上拜倒在金使面前，接受诏书。从此，正式达成和议。

说道害人太多，这年头不是尔死就是吾亡，正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以其等别人来下手，自己再来“正当防卫”那很有可能躺下的是我了啊！所以所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楼掉一个。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从某中意义上呀可以说是为了保护自己。

说到私惠亲旧，哪还不是想位极人臣好光宗耀祖吗？平时呼风唤雨的，一出门就应者云集的，多气派啊！贪得无厌？哪是人的欲望啊，这年头谁会嫌弃自家钱多的呢？这年头干啥不都得用钱吗？你看那宋钦宗(昏君)投降金人，没钱负不还是搜刮城中百姓的金银吗？清朝慈禧太后搜刮的还少吗？也不见谁说他们贪得无厌啥的！这种例子真乃不胜枚举啊！

绍兴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老天结束了我罪恶累累的一生。说实话我都是和普通人一样的就是忒过了一点，都是为了一己私欲。一句话说的对：“莫伸手，伸手必被抓”。奉劝为官着不要步余之后尘，以免后悔终身。死后落个死无全尸、遗臭万年。余特告读者：不管做官还是做人都要内方外圆。余不暇自哀，而死后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是后人复哀后人也。

当香港电影大量借助内地的投资成本和收益之后，也逐渐失去了主导影片风格与走向的话语权。这种改变在合拍片上体现的最为明显，cult电影几乎不再。香港cult电影中最重要的不妥协精神也在强大的审查制度前消失殆尽，随之离开的，还有诡异的题材、剑走偏锋的影像风格、带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富有争议性的叙事。

但在《大追捕》的暴力与色情中，这些仿佛又回来了。周显扬用《罪与罚》和《大追捕》两个简单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电影的新希望，这种希望不单单是来自于他电影中所残存的港式的cult韵味，更多的也是来自两岸合拍片的将来。可见只要肯努力，电影人青黄不接的事是不存在的。

表面上看，《大追捕》中，张家辉所饰演的报复心极强的哑巴杀人犯与任达华饰演的“一根筋”警察分属两个不同层面的极端，但事情却不总是“非黑即白”的。看过全篇，两人其实都只是一面硬币的正反两面，只能“相生”不会“相克”。编剧在角色的设置上看起来很没动脑子，因为“双雄”的概念由来已久，这样的人物可能直接导致了部分观众会误以为这部电影无非就是《喋血双雄2》或者是《无间道4》。

但作为一部电影来说，如何讲故事永远比讲了个什么故事更加重要。《大追捕》就是这样一部电影。在情色与暴力所包裹的外衣下隐藏了一颗人性的内心。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香港电影一度在内地明显水土不服，不过《大追捕》却很好的找到了个中的平衡，导演周显扬、编剧杜致朗在各种限制内讲述了一个夹杂着悬疑，暴力，色情，犯罪等商业片元素的黑色故事而不失香港电影的文化精髓。

《大追捕》让我恍然想起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卷首所引述的《新约》的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出自主的教诲，意思是要听凭主怒，不要自己去伸冤。《大追捕》中的王远阳就是一个失去信仰的人，他不会“听凭主怒”，自然要去复仇。从王远阳的故事上，我们看到了善恶的变化就这样进入了一种扭曲的悖论：善有善始，善有恶终。

由于故事本身是围绕着这个“有故事的杀人犯”而展开的，所以全片的重点完全压在张家辉一个人身上，再加上这个角色又不能说话，无疑对其演技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幸运的是，影帝的头衔不是白来的，简单的眼神变化和嘴角无端的抽搐都被银幕无限的放大，王远阳的内心世界就在那张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被细致的展现出来。

巴尔扎克幼时在教会读书，1826年举家迁往巴黎，他曾在保天王人开办的寄宿学校上学。1826年至1826年在法科学校学习法律，并先后在诉讼代理人和公证人事务所当见习生。这是巴尔扎克的社会大学，他通过形形色色的案件洞察到社会的丑恶内幕，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围绕着财产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我想葛朗台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来自于其中的一个吧。

作为千万富翁的他住在一所灰暗阴森的老房子里，楼梯的踏板也被虫蛀坏了。每一顿的面包、食物、每天要点的蜡烛，葛朗台都是亲自分发，亲自下厨，为的是节约食物。他为了更好地赚取金钱，他装口吃和耳聋，在生意上叫敌人不耐烦，逼得对方老是替他这方面打主意，而忘掉了自己的观点。平时耳聪目明，口齿清楚的葛朗台，一到关键时刻就变得耳聋口吃，装疯卖傻，莫名其妙地兜圈子，把自己的思想藏起来。

所以我必须承认，葛朗台是聪明的，或者是狡猾。这个老箍捅匠知道什么时候该用的价格卖出葡萄酒，他还珍藏一批陈年的葡萄酒，分成几批卖，物以稀为贵，葡萄酒越卖越贵，葛朗台获得巨大利润。

不能说一个守财奴是不快乐的，当葛朗台看到他的金子闪闪发光的时候，我想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快乐很廉价。他不享有人世间最珍贵的亲情、友情、爱情。当他的哥哥破产后，向他请求帮助，他却千方百计地想甩掉这个包袱。而且当他得知自己的女儿将自己的宝贝送给夏尔后，大发雷霆，囚禁了欧也妮，只给她吃冷面包和水。他也没有爱情。妻子的作用是给他带来了巨大遗产。呵，原来没有什么感情是永恒的，总有一天是会变质的。

原来我认为亲情是世界上最无私的爱，却没想到在金钱面前，它变得一文不值。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在今天，物质和精神都相当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为了争遗产，兄弟间搞得头破血流的事情比比皆是。

像葛朗台这样的人，表面上是金钱的主人，其实是金钱的奴隶，可怜的女儿守着他的巨额财产，却既无家庭，也无幸福，只能成为一帮利欲熏心之徒围追堵截的对象。

我想要概括葛朗台的一句话便是他临终时的遗言：照顾好一切，到了那儿以后，把账交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