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大约是从腊月二十七开始，正月里头几天算完的，现在这年全然没了年味，甚至竟不能算作年，大约只是个形式罢了。
儿时过年总是繁琐的，大年三十一早便要起来预备夜里的饭了。晌午的饭虽不算坏，却也比不得年夜饭丰盛可口。那时候小孩子们总不在大人身边咋呼了，而是扎了堆儿的跑跳着去找隔壁的大婶，与她一起剪个窗花，写副对联，孩子们大多是不识几个字的，写的对联自然只是寻个开心，只是那窗花却剪得十分生动活泼。瞧啊！王爷爷家的小孙子剪得活像只雄鹰！虽只有两翅一头一尾，连象征性的尖嘴都没有，但那时在我们看来，却是描绘得惟妙惟肖。剪完了便把它们极小心的、齐整的铺开，双手捧着带回家，吵嚷着要贴在自家窗上，大人们个个面露难色，却也不好回绝。
那时我极不开心，想着这样好的“作品”还不能贴吗？对，是作品，这逼真的窗花简直可以算是作品。然而现在大了，又看到姥姥家窗上的窗花，才理解大人们为什么不想贴，那是真挺不中看的。不过那窗花少说贴了也有3年了，竟还没完全掉下来，一角仍死扒着窗户不放，这样好用的胶，我却忘记了。
忙碌了一天，到天抹黑了才开始这天的压轴大戏。年夜饭总是比较丰盛的，什么鸡鸭鱼肉全都上来了，那满桌的佳肴，和满汉全席有的一拼。各种香味都混杂在一起，倒不觉香了，大约是太香而毁了嗅觉吧，无从得知。
我常是第一个上桌吃的，手也不洗窜上沙发便抓起一根的鸡腿狼吞虎咽起来，若是在平常，这副德性肯定是要挨一顿骂的，而我现在确是沾了年的光，大人们要不就忙着做饭没空管我，要不就笑眯眯的在一边看着我吃，那时我总在想，这年为什么不能再久一点呢？往往我是主菜填满了肚子，主食水饺却不吃了，原因十分简单：我吃饱了，而且我不爱吃。那时大人们也就只是稍加责备，大过年的，不吉利的话说不得。
吃过了年夜饭，人们总较之前更精神。通常是取了大袄去到一片空地上，放上一挂白皮炮仗或是二踢脚。这危险的任务自然是男人们来做，他们多半衔了根烟在嘴边，此事倒不是贪吸，而是为方便点火了，点了火，便急哄哄跑到安全地点。
噼里啪啦一阵嘈杂后，人们渐渐散去，只剩下一群孩子在满是炮仗的空地上。他们都是自愿留下的，为了那些未燃了的炮仗。一通忙碌后，孩子们都高高兴兴的回家，像捡了许多钱似的，满一口袋的炮仗（捡的不多，大多是放之前偷从那一大串上扯下来的），找姥姥要了点着的香，偷溜出去，与小伙伴们一起放炮仗。点，扔，“嘭”，长久这样做也无趣了，索性用剩下的围成个圈，当中放上拾来的小石子，点着后场面甚是壮观。不过那小石子总要砸住别家的孩子，“哎呦！”一声后，我们的阵营往往就又多了一个人。那被砸的孩子小步跑来，问我们要一些炮仗，引一截香，同我们一起玩。
放完了炮回家，总得猫腰溜进去，许多次都相安无事，只那一次，被母亲逮了个正着。记得那时我正准备去灶上偷块糕饼吃补充体力时，母亲便突然拎起我，斥道：“又上哪野了？！”我耷拉着脑袋不说话，她只凑近鼻子一嗅便知道，我是放炮去了。“以后不准偷偷出去放炮，烧了衣服，炸伤了别人可怎办？”说罢便放下我，端了灶上的甜品走了。自那之后，每每溜回家时，总觉背后一阵凉意，害怕母亲又突然拎起我，训斥一番。
三十夜里的最后一件大事便是守岁了。孩子们大都神采奕奕，只个别慵懒的孩子倦了就早早睡下了。我自然是那类有活力的。好容易熬过12点，大人们又提着炮出去了，这次是怎样也不许小孩子跟去，怕孩子们冻坏了。如此一来，这些小调皮可不开心了，总苦着张脸，悻悻的回屋里，上床，睡觉。直到初一晨起，不与父母再说一句话。
初一天气通常比较好，让人心神爽朗，昨天夜里所有的不愉快似乎都因为这好天气而消散了，只剩下喜悦。初一大约也是这几天里最累人的了，东奔西走，各个亲戚家都得串一遍门，平日里不怎么见得七大姑八大姨这会也都冒出来了，还生了不少孩子。出去时父亲的钱包往往是鼓鼓的，这一遭下来自然是要瘪瘪的了。虽然钱丧失了，腿疲累了，但是领红包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想着可以拿这笔“巨款”买下早就相中的图书、街上的糖人……也就不觉得多累，而且支付出去的钱也都找补回来了一些，自然是比较开心的。初一似乎就是走走亲戚串串门，其他也没什么了。
剩下的我大都忘却了，什么礼数、习俗更是从未留心过，隐约记得，初五回过老家，这年便算完了，再往后，便要等到元宵节了。儿时的年是在欢乐中度过的，而今日的年，大抵都是在成山的课业中度过了。
我现在还能嗅到那儿时的年味，一股天真的童年的味道。
初二:张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