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玉闲叩自清声
——说周邦彦
安徽涡阳四中 傅森
自古繁华绮盛的钱塘，蕴育了风流蕴藉的美成。江南秀美、婉丽的湖光山色，让美成的才情俊拔出众；江南的人文底蕴，陶冶了美成多情、敏感的灵魂；江南的富庶、奢华，成就美成的闲适与放浪。所有的这一切，都为宋代的词坛在静静培育着一位极富才情的奇才——周邦彦。
周邦彦的青年时代并非春风得意、一帆风顺的，史载他“疏雋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自有一份年少的轻狂。但是周邦彦同学是位好学青年，他“博涉百家之书”，充满着书生意气的倜傥与自信。终于，在元丰初年，他游学京师，向皇家献上了洋洋洒洒万余言的《汴京赋》，博得了神宗皇帝的青睐，神宗甚至以为周美成这位年轻人是“异人”，大约有点像天宝年间，玄宗初见李太白的感觉吧。神宗让侍臣在迩英阁给自己大声朗读这篇《汴京赋》，他很欣赏这篇歌功颂德的赋体文，也很欣赏这篇文章年轻的作者，于是就把周邦彦召至政事堂，自太学诸生一命为正。这对于周邦彦来说几乎是天上掉下大馅饼，他怎能不受宠若惊？但是，他的官职似乎就此停滞，足足有五年，没有任何的升迁迹象。这是让邦彦很郁闷的事，他整日价摆弄着自己手里的那些辞章，调弄着琴瑟的丝弦，过得日子虽不算称意，但倒也逍遥自在。不久，他出京为官，做教授庐州，后知溧水县。这段地方官的经历，让美成对于羁旅行役、漂泊落拓有了更深的理解，尤其是出京为官，更是多了一层落寞。这些经历，对于他的词作，都有着鲜明地影响。后来，他又回到了京城，做了国子主簿，这个职务应该说是符合邦彦的身份和性情的。哲宗朝，曾让邦彦在殿前诵读赋作，以助朝廷雅兴，而邦彦也随后做了秘书省正字，后又做过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并以直图龙阁知河中府，也算得上风光一时了。北宋一代，对文化的重视推崇，对文人的重视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也算是做得比较好的。到了徽宗朝，徽宗想让邦彦给朝廷完成礼书，又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徽宗对文化的痴迷，对文化的尊重和建设与他政治才能的低下，形成了鲜明地对比。后邦彦又短暂出京为官，但还是回到了朝廷，做过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等。“猷阁待制”是皇帝身边的高级智囊人物，很受重用；而“提举大晟府”是管理皇家音乐的官职，这更是让周邦彦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了，他的音乐才华得以充分发挥。未几，知顺昌府，徙处州，卒，年六十六。
史载“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传于世。”（《宋史。文苑传》）
邦彦一生虽说小有起伏，得志也不算早，但总体说来。较为优游，尤其生活在较为安定太平的时代，所以说，虽有个人际遇的微小波澜，倒也不足以影响到他的情感与创作，反而为他的较为单纯稳定的生活，投进了几点斑斓的光点，增加几分情采。加上他精通音律，可以创作新调，更为他的词作平添了特色与自由。可以说，在邦彦的词作里，若论抒情，多脱不了幽怨、感伤，或痴男怨女，感怀思旧；或密期幽会，柔情蜜意，或金风玉露，不知今夕何夕；兼有羁旅行役之感，又为作品揉进了一层人世间的复杂况味。他笔下的意象，多是月光如水，荷花清挺，柳絮低舞，瘦梅独开，更有潺潺绿波，也是一份无言的诉说。邦彦词作，语言清丽脱俗，即便是写痴情儿女之态，亦能翻为清雅，尽脱俗骨。但是，邦彦对词的贡献远不在此，更多还在于他的音乐才华对词的格调韵律的开拓与创新。前人有评：“迄至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历为之，其曲遂繁。”（《词源》下）
如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阳修、秦观似王摩诘，柳耆卿似白乐天，方回、叔原则比之大历十才子，南宋只有辛稼轩可以比之韩昌黎，而词人之中的“老杜”，只能是周邦彦了。这是王国维先生在《清真先生遗事》里说的一番话。若从杜甫对于近体诗尤其是律诗的贡献来观照周邦彦之于宋词格律的发展、成熟，此言得之矣。——于我心有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