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妹七人，方友是老大，我是老三。
当年父亲在劳改农场里服刑的时候，家里除了母亲，扛将的就是大哥了。大哥说，老三，你小的时候吃得肥胖，都是我看护你。我背着你到镇子里的面粉厂里去找咱妈，一路下来都快把我累死了！常言说，长兄如父呀，那种感情是能用文字表达得了的？
多年以来，我们兄弟都生活在一起，情如手足。享受着生活带给我们的苦难和幸福。
1993年以前，我们都居住在我们的出生地——颍河岸边一个古老的小镇里，那个小镇名叫新站集。镇东居住的大多是从山西老槐树下移来的汉民。镇西居住的大多是穆斯林信徒，人口大约四千左右。是镇政府所在地，隶属河南省淮阳县，也就是历的陈州。陈州在历小有名气，比如孔子、陈胜吴广、包拯包大人等等多少都和她有些关系，当然还有人祖伏羲。人祖的故事大多为传说，用文学上的术语叫虚构，虚构的故事流传长久往往就形成了某种真实，许多传说中的人物都证明了这一点。你看，淮阳城里至今还保留着宋朝宋太祖年同建成的气势非凡的太昊陵，每年农历的二月二到三月三那里都要起庙会，庙会期间那里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朝拜，香火十分旺盛。
熟悉孙方友小说的人肯定能从中找到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故事，我在这里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一方面是想说明我们非常热爱我们的故乡。我们像熟悉自己的眼睛和气息一样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不说大哥，我就知道我最初的对世界和人生的感受都是来自那个小镇，我小说里的颍河镇的格局也基本上是以那个镇子为蓝本的。只是那个镇子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到了1998年，我们兄弟又一同搬迁到郑州。仍在一幢楼的二层楼上居住，门仍然挨着门。这么多年来，我和大哥一直生活在一起，尽管我们都是以写小说为生，但我们兄弟二人的创作风格完全不是一条路子。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大哥的小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用什么手法，走什么路子，或者他打出什么样的旗号，属于什么流派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看他自己把他所建造起来的那个艺术世界推没推到极致，是不是像造山运动那样在人类的文化视野里耸起一座高大的山峰。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座山，比如达利是一座山，比如贝多芬是一座山，比如罗丹，也是一座山。就文学作品来说，能不能成为一座山峰。我认为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维度:
一，对自己民族苦难的体验。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再现。三，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再有，就是作品里体现出某种形而上的宗教品质。
孙方友的小说创作也应该是一座山。当然。山的状况与大小也应该由评论家和读者来评定。在这里，我只是从生活的角度，来回忆一些有关他与他的小说创作的零星往事。
经历
我大哥1950年出生，年长我七岁。大哥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刚刚丢掉他卖烧饼的筐子参加工作。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父亲站在春日的阳光里，白色的衬衣束在裤腰里，留着分头，系着皮带，在我的感觉里家父神采奕奕光彩照人，在我幼小的印象里，父亲是神圣的。留着分头腰里系着皮带，那个时候我们镇上有谁能这样？没有。
家父后来走南闯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坐过飞机。那个时候，我们镇上的人有几个人能坐上飞机？如果我的同伴之中有谁敢叫一声父亲的名字，那我一准会和他打架，并十分刻骨地仇恨他。我父亲的名字，能是你叫的？我觉得就连父亲坐牢到劳改农场去服刑也是十分了不得。
父亲服刑的原因直接来自1964年的四清运动。在1962年生活困难的时候，我父亲承担了我们县的用煤采购任务，在运输的过程中损失的煤，都成了我父亲贪污的证据。父亲服刑生活的开始，也是为我们兄弟苦难生活的开始做了一次让人难忘的洗礼。
那个时候，大哥正在离我们镇子十二里的一个叫做程寺的小集镇上中学。父亲服刑开始的时候。我大哥正投身于红卫兵轰轰烈烈的大串联运动中。父亲出事以后，哥哥就中断了学业，为了有点读书的时间，他到生产队里的牲口屋里去帮槽，挨家挨户去人家厕所里挑大粪。那个时候生活困难，我们家里一年分的粮食不够半年吃，母亲就领着我们兄弟给供销社里推麦面，留下下面我们吃。我们几乎每天推石磨都要推到深夜，大哥说，真是累得要死，倒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而母亲还要给我们做饭。做好饭一个个把我们叫醒。
母亲说，起来，都起来吃饭。
有一天夜里，我们又被母亲叫醒了。那天母亲破例给我们兄妹做了一顿好面条，那面条没有放盐。淡的，可是我们一伸筷子却从里面捞出一块红薯来。我的天呀，那真是好吃，那个时候春红薯刚刚下来。鲜物呀！
大哥说，后来我吃过山珍海味，可是总觉得都没有那碗面条好吃。
为了改变家中的生活。大哥就领着我们兄妹到颍河里去捞砂礓，卖给公路段里。初冬，河水凉呀，刺骨。我们的腿冻麻了，就跑到岸上把腿埋在干沙里取暖。我们的手被河水泡得惨白无血，一摁一个洼坑。半天还不起来，我们的脚被藏在淤泥里的砂礓刺破了，那真是疼呀，疼得钻心。
那个时候，大哥正在和我们街上的一个姓雷的姑娘谈恋爱。可是人家看到我们家成了这个样子。就和大哥吹了，大哥肯定很伤心。为了争口气，他就用卖砂礓的钱跑到离我们家二十里路的项城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可是我二伯父却不让大哥听，二伯父说，这收音机能是你听哩？人家告你收听敌台。
母亲一听就怕了，就借了一辆车子让大哥去把收音机退掉，可是大哥死活不去，母亲就哭了，母亲说。恁想气死我呀！大哥不忍看着母亲伤心，就同意去。要走时，却找不到了自行车。自行车哪里去了？被我推到镇外的打麦场上学骑去了，那个时候谁摸过车子？我没骑两下就把车子骑沟里去，把前叉子都摔坏了。我推着一辆摔坏的自行车从街上走过，要经过多少复杂的目光呀。那个时候大哥就是生产队里的整劳力，他干着和大人一样的活儿，却拿不上大人一样的工分，大哥常常为这忿忿不平。因为父亲的问题他和二哥常常被叫去开可教子女会，常常被生产队里派去干一些又脏又累的活。
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大哥和二哥被派到离我们镇上一百六十里路的漯河去拉生活用煤。他们回来的时候天下了大雪，颍河里结了冰，不能行船，年三十他们冒着大雪回到我们对岸那个小村里的时候。我和母亲就站在白茫茫的大堤上等他们。隔着宽宽的河道我看到了他们，我就叫了一句，大哥——一句话没有喊出来泪水就顺着我的面颊流下来，大哥在对岸叫，妈——二哥也叫妈——可是他们却过不了河。妈叫一声，乖——声音就嘶哑了。
那一天，我和母亲看着大哥二哥沿着河道向东走去，他们要冒着鹅毛大雪到离我们家二十里路的项城去，那里才有一座桥，然后他们再往回走。大哥的脚步踏在厚厚的积雪上，在黄昏里，在我的感觉里发出经久不息的嚓嚓的声响，那个时候镇子里就响起了鞭炮声。
在那几年里，大哥几乎学会了所有的农活。等到后来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时候，播种的时候，大哥就是耧把式。地里种什么，上什么肥。都是大哥说了算。直到今天。我们兄弟在颖河的河套里还都有一亩责任田。
1967年，我们公社里成立了豫剧团，现在我说不清大哥当时是怎样进的剧团，但我知道，那段生活应该是他生活历程上一次小小的辉煌。1968年是我们镇上的豫剧团移植革命样板戏最红火的年头，大哥演过《白毛女》里面的穆仁智，《沙家浜》里面的刘副官，《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而使他红遍我们那一带的角色是《红灯记》里面的鸠山，大哥头上戴着一个用猪尿泡做成的光头道具.几乎演遍了我们那一带所有的村庄。大哥有一部中篇小说，名叫《艺术皇冠》，写的就是那段生活。
1972年的冬季，作为盲流，大哥去了新疆。那段生活应该是他生活历程中的又一次小小的辉煌，在石河子，在奎屯，在伊宁，在察布查尔，在霍城，在新疆的很多地方都曾经留下过他的足迹，也体现过各种各样的苦难。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我的大伯父，他老人家刚解放就从部队上转到新疆石河子的农七师，尽管他老人家已经长眠在那块异乡的土地上，但那里还有他的儿女，尽管我没有到过那片土地，但我却十分热爱那里。我在绘画艺术上的启蒙老师一九八几年的时候，带着他的妻子儿女离开了我们的镇子，也到了那里。大哥说，在冥冥之中，我们似乎和那块遥远的土地有着某种联系。我明白大哥的意思，也清楚那段为我所不知的生活，在他后采的创作之中应该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一年后大哥从新疆回到故乡，几年后他成家立业，尽管又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但他的生活基本上稳定下来。1985年他因为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而被县里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调到县文联工作。可以说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到调到省城的这么多年里，大哥一直是用他手中的笔说他想说的话，应该说是他创作的陈州系列小说，给我们那片土地增添了许多光彩。同时他也是用自己手中的笔养活着他的妻子和儿女。
大哥有时就会感慨地说，哎，不容易呀，我们农家的孩子，有俩钱不能算翻身。重要的是要从文化上翻身。
大哥在多年前说过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里。是呀，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教育上不去，那她就永远也别想强立于世界之林，一个民族是因为有了自己伟大的文化，她才显示出耀眼的光辉。比如俄罗斯，她是因为有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使她光芒四射的。
我认为对于人类苦难的体验，就一个作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那种无意识的，你不可回避的把整个生命都投入进去的生活。和我们所提倡的那种下去体验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因而也会产生出层次不同的作家。在我们经历生生死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以后会去当一个作家。但当我们现在重新来认识那些经历的时候，它们就像被雨水从泥土里冲出来的金子一样，在我们的注目下闪闪发光。
读书
大哥对文学的接触最初来自那些小人书。有一个夏季的上午，大哥要坐渡船到颍河的对岸去，然后再乘车到周口去找父亲。颍河对岸那带莽莽的长堤，对于幼小的我来说，是个十分神秘的地方，更别说离我们十分遥远的那座城市了。大哥给我讲过许多有关周口的故事，颍河上的老洋桥、桥头的镇水铁牛、关帝庙……我很向往那个地方，他的那些讲述，更加引诱着我要跟着他一块去周口的渴望。那天下午我抱着大哥的腿，坐在镇子南门外的红石码头上不停地哭闹，我一定要他带我到那个神秘的地方去。大哥实在没有办法，最后才对我许诺。他说，听话。等我回来，箱子里的面书随你看，好不好？我不同意，大哥又说，回来我一定给你买几本连环画。好不好？这下我同意了。但是大哥并没有实现他对我的。那次他回来是买了连环画，可是，等他手里一有连环画。他就忘记了对我的。他先在画册上写上孙方友三个字。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那些本应该属于我的小人书放进了他的画箱里。他的画箱里已经有了满满一箱子画书，可他就是不让我看。他说，你会看个啥？他不让我看，我就哭。一哭，母亲就会放下手中的活儿，过来吵大哥。母亲说，你买画书不就是让看的吗？大哥说，他看不懂。母亲说，不看咋会懂？给他拿一本。大哥翻眼瞪我一下。嘴噘得能挂上一把水壶，在母亲的监督下，他只好打开箱子给我拿出来一本画书，可他当时难受的样子，就像谁要取他的命。我当时那个心里呀，真是个乐！
幼小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大哥的画箱才是最神秘的，最令我向往的。我最初的读书活动就是从大哥的画箱里开始的，从那里，我接触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林冲雪夜上梁山》、《崂山道士》、《杨七郎打擂》、《画中人》、《马兰花》、《济公斗蟋蟀》、《红旗谱》、《红日》、《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等。真正的书我也是从大哥那里看到的。
记得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大哥在生产队里的牲口屋里帮槽。所谓帮槽。就是帮助生产队的饲养员打杂，挑水出粪铡草等等。等干完了这些，大哥才能挤出一些时间去看书。那个时候家里穷，一个冬天也洗不上一回澡。第二年夏天该穿单衣的时候。我的膝盖上就积了厚厚一层的黑灰。由于不卫生，我的头上就生了黄水疮。那种疮真是厉害，黄水流到哪儿，哪儿就起疮。母亲从医生那里求了办法，把树上的槐豆打下来，放在蒜臼里杵成泥。用香油配成药。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大哥往我头上抹药。因为他等着看书，就抹得很不耐烦，三下五除二就抹完了，把帽子往我头上一戴，抡起巴掌照我头上就是一下子，痛得我抱着头在屋里直叫喊。母亲从外边进来了，大哥就笑着说，吃木了，吃木了。一边就拿着书本逃走了。往后去我就不愿让他给我抹药了。那时他心里有多得意呀，他可以安安稳稳地看书了。那个时候我一放学就往牲口屋里跑，趁他干活的时候。偷着把他看的书找出来看两眼。大哥一看我拿他的书，就急了，他说，放下。我就把书藏在身后，我说，我看看咋了？大哥说，你看不懂。我说，你咋知道我看不懂？大哥怕我把书给他弄坏了，就只好向我妥协。他说。好好，你给我念两段，要是念下来了我就让你看。我一听大哥这样说，我就高兴得要死。
那一天大哥看的是《平原枪声》，我兴高采烈地翻开那本书，看了大哥一眼，然后我读到:老鬼树上另着一个人……
还没等我读完，大哥就呵呵地笑起来，他把自己的腰都笑弯了。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哥，他的笑声使我心虚。他笑完之后伸手把书从我手里夺了回去，学着我的腔调说:老鬼树上另着一个人……
那一年我十岁，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话的原文是: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后来，我就把这段往事写进了《红房间》里，这部中篇小说发表在1991年第2期的《花城》杂志上。
写作
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大哥重操旧业，进了公社组织的宣传队。这次他不是去演革命样板戏。而是改说山东快书。_时期，北京广播事业文工团曾经在我们淮阳建立了一个五七干校。说相声的侯宝林、马季、唐杰忠，说山东快书的赵连甲等等，许多曲艺界名流都到过我们淮阳劳动过。我大哥曾经去五七农场向他们求过教。那个时候，他的山东快书《赔茶壶》说得已经有些味道了。后来县里汇演，就把一些自编自演的优秀节目留下来临时组成一个团，准备到地区去汇演。大哥的节目被选上了。同时选上的还有我四弟和其他三个小学生演的《四个老汉学毛选》，只是大哥进了宣传队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又改说了相声，节目也是他自己创作的，叫做《陈蔡绝粮》，说的是孔子当年来陈国游说的时候被饿了七天的故事。那个相声段子，被登在当时我们县文化馆办的内部刊物《革命文艺》上，可以说那是大哥写下的最早的文字。
最初的《革命文艺》是油印本，后来才改成铅字，封面是白皮红字。在我幼小的记忆里，那是一本很了不起的刊物。编《革命文艺》的老师姓张，也是临时从乡下的一所中学里抽来的，他和大哥很熟，大哥创作的曲艺作品大都在《革命文艺》上发表过。那个时候县文化馆设在太昊陵里，他们的宣传队就住在高大的统天殿里。在那段时间里，大哥结识了文化馆的霍进善老师，霍老先生祖籍不是淮阳，但他却是一个淮阳通，大哥没事就缠着他讲古，三皇五帝，传说掌故，霍老先生直侃得唾沫星子四处飞扬，那真是我们陈州的一张国嘴呀。1997年朱镕基到太昊陵参观。他就能把__讲得哈哈大笑。可惜的是霍老先生1998年的一个春天被人误杀在他的家中，这个案子在我们那一带曾经轰动一时。霍老先生的故事应该是小说材料。我曾经动过写他的念头，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念头就会变成现实。我在这里说到他，主要是他在我大哥的写作生涯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对大哥的写作影响的，是作家郑克西。
郑老师是我们省文联的专业作家。1976年他到我们淮阳去收集创作素材的时候，就住在太昊陵人祖坟前面的一排小房子里，那个时候大哥和他住隔壁。那间房子我去过。那一年我高中没有毕业就独自一人出外去闯世界去了，我一连在驻马店流浪了两年，我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我也常常收到大哥写给我的书信。
大哥在信里说，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已经写好，第二部《水葫芦的小伙伴》已经开始动笔。大哥带给我的消息总让我十分的激动。那年的夏季我从驻马店回到故乡，在人祖爷坟前的那排小房子里我见到了郑克西老师。见到郑老师的时候我真是很激动，你想。他是省城来的大作家呀！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大哥在郑老师的影响下开始了小说创作。郑老师对我大哥说，你应该写小说！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大哥从郑老师那里开始接触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比如普希金的《大风雪》、梅里美的《伊尔的美神》、莫伯桑的《羊脂球》、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等等，同时我大哥写的第小说也刊登在《革命文艺》上。可是当时我们地区文联的一位文学权威看了那篇小说后说，这是小说吗？话传到大哥的耳朵里，他十分地不服气，他说，那不叫小说叫什么？你不是说那不是小说吗？那我就写给你看看！从此，他才算真正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那个时候写作。条件真是差。没有稿纸，就用白油光纸。没有信封，就到我们镇上的新华书店里给人家要几张牛皮纸自己回家叠。好在那个时候投稿不要邮费，邮资总付。记得大哥第一次投稿是寄往《解放军文艺》的。大哥说，用不用没关系，只要他们能给我退稿。那个时候我的一个堂姐在大队代销点里营业。大队里的信件都走她那儿。有一天上午堂姐给大哥带回了一个大信封，是《解放军文艺》的退稿。大哥接到那个信封后，激动得泪流满面，他连连的说道，哎，退稿了，哎，他们退稿了。高兴得就像范进中了举人。
从那个时候起。我大哥就开始了他勤奋的写作生涯，他的稿子地往外寄，可是又一封一封地被退了回来，那里面大多都是一些铅印的退稿信。大哥把那些退稿信一封一封地用书夹夹到一起，挂在我家的土墙上。没事儿的时候，大哥就把那些退稿信拿过来翻看，每当接到一个大信封，大哥就怔一下，他说，啥时候才能接到一个小信封呢？
1978年的秋季。有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地里出红薯。堂姐又给大哥带过来一个大信封。大哥接过信封用舌头湿了一下他千裂的嘴唇，用他那涂满黑色的红薯筋的手慢慢地撕开了那个信封。信封里出现了两本杂志，我看到大哥拿书的手都在颤抖，那是两本一模一样的杂志。他轻轻地翻开其中的一本，他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在红薯地里朝河道里奔跑起来，他一边奔跑一边叫着，发了——我的小说发了——
起初。我们都被大哥突然出现的动作吓着了，等我们明白过来，也朝河道里追过去。等我们追过去的时候，大哥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但是有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了下来。他对我说，发了，你看，真的发了，你看，这不是我的名字吗。
孙——方——友——他一字一句地给我念完了他的名字。
那篇小说就是大哥的处女作，小说的名字叫《杨林集的狗肉》，发在1978年第10期的《安徽文艺》上，而且是小说专号的头题。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发这篇小说，编辑部还专门往县文化馆来信搞过外调，调查一下看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不是为了别的，因为那个时候都是那样。上级有明文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