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树桠间光与影的纵横交错中默哀，是谁该祭奠流光，在那本应沉思的十年。
柏油路的左边，来往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汽车在这条雨后坑坑洼洼的泥路上跌跌撞撞的前行，十年前的这条路也是这个样子，十年，没变的，只有这条路了吧？我想。可周围却极分明是十年后的样子：楼盘开业的标幅密密麻麻，在刚刚拆迁的民居前耀武扬威的站着，服装店，家电商场……各式商店都是一片繁华的景象。
柏油路的右边有一所小学，更准确的说，是一所走读小学的遗址。它现在是计生办。小学在去年搬走了。当然，一起搬走的还有老师在学校里开的零食店和各种无证小摊。原因据说是柏油路右边的学生太少，柏油路左边的家长因柏油路上交通事故频发，但却迟迟不见安装红绿灯而意见极大。吵来吵去，吵了七年，学校终于搬走了，地点在一所幼儿园的遗址。
静静地坐在遗址的对面的快餐店里，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小学被拆了，只留下几座破破烂烂的房子在瑟索的风中诉说着昔日的欢声笑语。教学楼的一面残墙还在顽强的支撑着新的楼房，在冬末的晚风中苟延残喘。曾经的一切都被毁坏的如此彻底，就连那几所偏僻的教室都不见了。不知那几家在讲台上方的屋梁上生活了那么久蝙蝠怎么样了？我默默地想。那几家蝙蝠的历史不短了。上一年级的时候就听说过六年级一班的教室里有一窝蝙蝠，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它们依旧在，不知几度物是人非后，它们去哪了。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我遇上了关系很好的，阔别已久的小学同学。
一如十年前的初次见面，从开始的生疏渐渐变得熟悉。我们从许久不见的陌生感中渐渐走出，似是回到了那段无忧无虑的小学时光。
谈的最多的自然是同学。她说她不想上学了。一开始去当幼师，结果因为不会照顾小孩子，她妈妈又不许她退学，只好不了了之。现在她在美澳，打算能上几年就上几年。她说她谈恋爱了，是一个邻村的男生，已经退学了。和她差不多大。那个男孩家里打算给他定亲，房子已经盖好了，正在相看村里合适的女孩子。她说她打算高二退学，到时候再跟她妈妈说。我愕然，不自觉跟了了一句，定亲，也太早了吧？她若无其事的说了一句，不早了，都十六了，不然什么时候定？她似是看出了我眼底的惊异，又说，我们这些不上学的无所谓，哪个不是直接订亲？我们班早就有几个女生怀孕之后辍学了。
我下意识问了一句：那，那她们怎么办？打胎？她说只有一个打胎了，她班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她家里人刚邀亲友祝贺完，已经定亲了。另一个怀孕的十四岁女孩也辍学了，还在家里怀着孩子，也是等年龄够了后结婚。坐完月子后就出去打工。她的语气格外平静，云淡风轻如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我分明觉得我的声音在打颤。
她们自己还是孩子啊。大不过十六。小不过十四本应刚刚进入生命中最灿烂的花季，却坠入了一个相同的轮回：奉子成亲——打工——结婚。可每个人都认为在正常不过，因为在农村这样的事太多了，少数考上高中的学生倒成了异类。
我问她他们为什么不上学，怎么会这样？她淡淡的说，反正考不上高中，考上了高中还不是一样考不上大学。还不如直接打工算了。似是突然想到什么好玩的事，她一脸讲笑话的表情说，王萧娴考的分数不够，他父亲想要交钱托关系送她去二中，但她不去。她说还不如让她报技校学门手艺，回家到厂子里干活攒钱出嫁。
我却没有想笑的感觉，一点也没有。
聊天时方知早已物是人非，沧海桑田。曾经的六·一，只有十多人还在上学，其他早已辍学打工。怎么笑得出？
在李庄上初中的二十多个同学只有两个考上了高中，还不知会不会退学——毕竟，未上完高中就退学的农村学生太多了。我无疑是幸运的：有一个当老师的妈妈，有一个为了让我更好受教育而在外努力工作的爸爸。我是从乡下——郯城——济南三步中一步步走出来的。幼时曾在在镇里有几个蝙蝠窝的破瓦屋，黑板都是用漆刷上的教室里读过六年书；也曾在县里屋顶漏水，墙上长满青苔，还安装着两个因进水而坏掉的白炽灯的宿舍里住过，坐过超载两倍多的校车；亦记得转学后初次走进济南的初中校门时对设施和教学条件的欣喜。从那时起便有了对自己命运的庆幸，以及对城乡教育条件不公的不满。却从未思考过不公的不仅是教育条件，还有命运的不公。我曾不止一次听长辈说过村中不少个女孩上初中就怀孕，找了婆家，先生孩子后结婚。我从来都以为是茶余饭后的闲聊罢了，大概胡编乱造居多——都是小道消息。从未想过它真真实实的存在，并且在十年后发生在了我的小学同学身上——在这本该祭奠和沉思的十年。最初我努力的原因是想要幼儿园老师手里的小红花；小学变成希望辛苦的妈妈为我骄傲；初一时变成不想像大部分小学同学那样活的庸庸碌碌，分不清自己的人生是什么要什么，初二时就变成了不想和她们一样早早的打工，更不甘心想她们一样找个人嫁了，从此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把时间消磨在柴米油盐和孩子身上。初三时则是想要自己走的更远一些，不在重复她们的生活。
现在呢？我不知道，大概是都有吧？
十年，流光匆匆把人抛。在这十年里，该沉思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