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时评大全

2026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震惊世界。自此，“坚强”、“信念”、“大爱无疆”之类的词不断爬上报纸的版面。到了2026年5月，时隔三年，人们对这场灾难逐渐淡漠的记忆又一次被媒体和机构借着三周年纪念的机会哄炒起来。于是捐款，于是探望，于是慰问演出，北川中学又一次回到了公众的视线。

在这三年之后的重逢里，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媒体的宠儿，北川中学的学生郑海洋，全国知名人物，在灾难后成为了汶川精神的代名词。坚强、执着、阳光……对这个因地震而失去双腿的男孩，媒体毫不吝惜溢美之辞。他成为震后重建过程中树立的无数典型中最突出的一个。但当人问起他对今后的计划时，他回答：“上某某体育学院”，再问为什么，他干脆地回答：“因为学校的某某书记对我了，老来看我，她答应让我上她们大学。”从他说话的语气和表情来看，好像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现在，郑海洋也许正忙着出席各省市的好心人、慈善家和爱心团体组织的慰问演出，忙着向镜头展现他最阳光的笑容。那时候电视机前的人们可以热泪盈眶：真好啊，你看，汶川的人还有重建生活的勇气和希望，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正是这些好心人们，三年前在博大的同情心的驱使下，踏上了汶川的土地。也正是这些好心人们，三年后在博大的同情心和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下，又一次踏上了汶川的土地。仅以北川中学为例，作为一所震后不久就复课的中学，现在平均一周就要接待一到两批远方的来客。这不禁使人怀疑：北川中学是震后不久就复课的，还是直至今日都没有正式复课？从郑海洋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北川中学——不能说所有人，但至少是一批人——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消极避退的精神状态，而这种精神状态恰恰就来源于好心人们过于泛滥的无私的帮助，这些持续三年并且愈演愈烈的的帮助为他们的逃避现实提供了理由。这就表明，汶川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仍只是一个趋势。但在北川中学这个微缩的窗口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已经在某些人身上凸显。

汶川变散了。这就像一个久病的人，刚开始时积极配合治疗，遵医嘱要吃很多药，勤加锻炼，争取快速恢复机体的功能。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病有了起色，医生却仍不减药量，人就慢慢松懈了，对药物的依赖增强，也不经常锻炼了。久而久之，急性病变成慢性病，虽不危及生命，却给生活带来不便。这时有经验的医生往往会直接断药，人无药可依赖，刺激自身的免疫系统，往往反而好得快。

汶川变散了。在刚震后形势严峻时汶川人众志成城，巨大的悲痛和求生的意念汇成一股强大的内驱力，鞭策着人们去救援伤者、建设家园。当好心人们、慈善家们和爱心团体们反应过来，积极捐款捐物的时候，这股强大的外力的的确确推动了汶川建设的发展。但现在，三年后，我们看到汶川的一切都将步入正轨的时候，这股外力仍没有消失，而是由推力变成了阻力，它强烈地干扰了汶川人建设家园的内驱力。从郑海洋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外力使得汶川人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多少遭到了削弱。众志成城地朝一个方向使劲的汶川不见了，出现了一个不屈不挠的精神文明典型汶川，出现了一个研究灾后心理阴影的心理学家们的实验室汶川，出现了一个好心人们展现自己博爱精神的舞台汶川，出现了一个带着阳光般的微笑接待慈善家和爱心团体的招待所汶川。这里成了一个倾倒爱心的垃圾场。一些人千里迢迢走到这来，做忧虑状、做沉痛状、做饱含热泪同情状，于是捐款捐物慰问演出，当然看到“汶川很好”，做感动状、做放心状、做长舒一口气状，点着头，微微笑着，背着手踱着步子，回家去了，感到又对祖国和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我认为这样的人，不是被言论的潮流所裹挟，被所谓的“爱心”蒙蔽了双眼，就是以救灾为噱头，其实别有用心。

三年之后的汶川，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但我们的目光也应穿透歌功颂德的言论，看到事件背后悄悄衍生的汶川问题。在媒体报道的浸泡中，在蜂拥而至的好心人们的簇拥下，汶川是永远谈不到建设的。我们要说，三年后的汶川很好，我们可以放手了。当某一年的五月十二号，没有人再提“汶川大地震周年纪念”，没有人再去汶川慰问演出，没有人再捐款捐物的时候，我们就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汶川的人终于可以重建家园了。

节目主持人周涛，在网上被大学同学爆料称：她曾经离过婚，事后没多久又嫁给了一个大款。而在同学们眼里，这个大款除了有钱，就再也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了。日前，周涛对此做出回应，说这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并呼吁人们别理这种人。(《华夏时报》2026年03月13日)

周涛被人在博客中“曝光”有两段婚史，一时间成了各种媒体热炒的一盘“荤菜”。多数人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周涛是不是真的离过婚，她到底有几段婚史？笔者认为，在博客“曝光”周涛隐私事件中，周涛是不是真的离过婚，她到底有几段婚史，不是真问题。

我们假设周涛真的离过婚，真的有两段婚史，那就一定能说明周涛人品、人格有问题吗？恐怕不能。既然《婚姻法》规定夫妻有离婚的自由，那就说明离婚本身并不违背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是不是违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要看离婚的原因。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名人，如果不是因为见利忘义、见色忘义导致第三者插足而离婚，就不违背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所以，假如周涛真的离过婚，真的有两段婚史，是什么原因导致离婚才是真问题。

因为周涛是名人中的名人；又因为周涛已经不属于她自己，她的声誉、她的形象连着中央电视台；还因为周涛在亿万观众心目中已经成了真善美的一种“符号”，所以，人们关注周涛是不是真的有过违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事情，并不是吃饱了撑的。

现在的问题是，周涛对博客曝光这件事的回应，对敏感问题没有直接触及，措辞有些抽象和含糊。她的原话是：“网上的照片绝对是真的，说我军训中的部分也对。可后面的内容就胡说八道了。”显然，她的这番话没有消除人们的一些疑问。其实，要想消除人们的一些疑问，周涛应该明确地说，没有离过婚，或者是虽然离过婚但不是因为见利忘义而导致第三者插足。也许是她对此感到很无聊，懒得去说。也许是她婚恋确实有阳光没有照射到的地方。这也正是她回应后人们仍然感到“不解渴”的原因。

任何物事都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的，如果把现在和未来视为对过去的背叛的话，那么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背叛。然而，有一种东西是贯于一生、不容遗弃的，那就是青春和梦想。

曾几何时，央视5套是那么的意气风发，青春激扬，伴随着《足球之夜》的推出和崛起，张斌、刘建宏、黄健翔等一代优秀主持人涌现了出来，他们充满激情又不失理性，他们谈吐优雅却毫不迂腐，他们在敢于发出自己内心声音的同时也清楚球迷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总能触摸到球迷的心尖。单看每期《足球之夜》为不同专题选择的不同背景歌曲，就可以发现他们情感抒发的别样品格。阿龙森说：“无论你对社会是否忠诚，甚至你对自己是否忠诚，音乐和足球永远都是生存与否的测量方式”。他们对音乐和足球特别的敏感，仿佛那就是维系他们全部人生的生命之弦，他们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了出来，交给了青春和梦想。不管宋世雄的声音多么完美，不管孙正平的播报技能多么扎实，他们都不属于足球，因为足球只钟情于爱它的人。足球之夜，球迷每周的节日。我们惊喜的发现电视屏幕里和我们面对的，是真正懂球，真正爱球的人。

时间是把锋利的剪刀，光阴荏苒岁月变换，青春化作了碎片，拒绝长大的青年还是不可避免的长大了，他们发现成长的代价就是丢失了自我，他们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棱角，所以只能选择妥协和背叛。张斌、刘建宏勇敢的揭批国内足坛的黑幕，黄健翔在国足对卡塔尔一役指责米卢的战术，到头来或退居幕后，或内部批评，总之，他们必须长大，必须懂得成人的游戏规则。继续作高呼“皇帝并没穿衣服”的孩子是不可能了。国足对卡塔尔的那场比赛最终平了，《体坛周报》记者马德兴不失时机的讨好米卢，说米卢是故意平的，是在给阿联酋放烟雾弹，是在叫对手放松警惕。联系到《体坛周报》重金招募跟米卢关系最暧昧却对足球一知半解的女人李响作特邀记者，我觉得《体坛》比苍蝇还恶心，从此再不买《体坛》，但回过头来《足球之夜》也磨尽了昔日的锋芒。

世界水平的俱乐部赛事欧洲冠军联赛cctv5是不转播的，你可以说espn从中作梗；中国自己的中超联赛cctv5也是不关注的，你可以说转播费没谈妥。可是你们不该在中国足球最低潮的时候，把国足无情的遗忘。看着国足小伙子奔赴东亚四强赛的背影，有说不尽的萧索凄凉，我们连围着电视机为祖国球队加油呐喊的机会都没有！天涯社区一位网友说得好：“我原来一直坚信，如果说中国足球的球迷还剩下最后一个观众的话，那无疑就是cctv-5。现在看来不是，他们只是花马掉嘴的主儿而已。”作为付费频道，作为中国的国家体育台，你们却寒酸的连欧冠的转播权都搞不到手，纳税人的钱你们都用来干什么了呢？听说央视要大兴木土，耗资100多亿修建新楼，以便更好的转播2026北京奥运会。好大喜功的中国人为什么老叫我想起那个笑话：吃不起肉的穷人，每次出门却硬往嘴上抹油。试问，北京奥运会的面子工程就真的比12亿国民对体育节目转播的迫切需求更重要么？

与对足球的背叛不同，央视5套似乎把更多的热情投入到f1、网球、高尔夫、保龄球等贵族运动上。这大概是受了那份小资色彩极浓的报纸《南方体育》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南方体育》只不过是一本时尚、感性的娱乐报刊而已，新闻和比赛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难道央视也要办成“花花体育”台么？况且《南体》是主要面向白领阶层读者群的，这根要兼顾各界观众利益的央视截然不同，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f1、高尔夫还是遥远的奢侈品。奉劝央视老老实实的为老百姓制作喜闻乐见的节目，引领时尚潮流的事情还是叫别人去作吧。

cctv5不但媚雅，而且媚俗。除去对网球、高尔夫这些“高雅”运动莫名其妙的热情，他们又不断的跟超级女声吸取“营养”。《天下足球》豪门周做了几期，看着那些伪球迷角逐着足球版的“幸运52”，叫人苦笑不得。各大豪门球队的足球文化在这里根本得不到体现，很难相信连最基本的足球知识都不知道的参赛选手，是通过一层层的选拔脱颖而出的。看来天下足球连超级女声都不如，人家毕竟推出了好几位颇具实力的歌手，比如李宇春、比如张靓颖、比如周笔畅。而央视的“超级球迷”的桂冠，很难换来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充其量叫人联想起李毅大帝和芙蓉姐姐而已。皇马把《天下足球》耍了，并没有应约参加豪门周的录制，有人说皇马不讲信用，可我说耍的好，跟亵渎足球的人有什么信用好讲的。

张斌、黄健翔、刘建宏等人组成的“白衣飘飘的年代出没于央视，然而，就如同叶蓓的同名歌曲唱的：“冬等不到春春等不到秋／等不到白首／还是走吧甩一甩头／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那唱歌的少年／已不在风里面”。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的背叛，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已经不再坚持。

我有一个朋友是警察，还有一个朋友是心理学家。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假如我们三个人是持刀劫匪，现在有两伙抢劫对象，一伙是开放空间中的两个过路人，另外一伙是一个封闭空间，比如说一辆客车车厢里的几十位乘客，究竟应该找谁下手？

按照常规思路，当然是找人少的下手比较容易些，但是那两位对犯罪心理很有研究的朋友都认为找人多的下手更经济、更安全。

更经济我能理解，做案对象多抢的钱多嘛，那么更安全又是怎么回事呢？朋友跟我讲了一种群体心理学中特有的“集体沉默”现象。也就是说当人们面对利益威胁时，可能会选择站出来反抗，也可能会选择沉默，但是在群体中还有第三条选择——那就是期望别人首先站出来反抗，因为首先站出来的人可能第一个受到伤害，而其他人的利益可能得以保全。这种期望的心理很可能使一个个体在威胁发生时首先选择沉默，而这种个体沉默会进而导致整个集体的沉默，使犯罪行为得以在一个群体中顺利实施。

知识就是力量，这话一点不假，如果不是专家解读，我还不知道原来抢一车人比抢一个人更容易。听起来也许有点不可思议，但是现实中发生的许多案例确实如此。后来警察朋友又补充了一句：“实施群体抢劫一般要求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个要求我能理解。

股市是一个开放的投资场所，但现在a股的现实情况却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空间。股市现在的表现与整体经济关联性不明显，股市在投资市场中被逐渐的边缘化，就连中国股市投资者也日益边缘化成为独特的“股民”。那么在遭遇整体利益侵犯时，会不会也出现那种集体沉默的现象呢？

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今天全面股改第一批40家上市公司的方案表决完毕，无一例外获得通过，这和试点阶段42家上市公司情况是一样的。当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流通股东参与表决的比例大幅下降，平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而最低的不到百分之十三。虽然这一批方案平均的流通股东赞成率接近百分之九十，但这个结果似乎并不能代表全体流通股东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对方案是否满意恐怕不能仅仅看表决结果，市场走势信号表现出来的更为真实。我不能说现在80多家已经通过了表决的方案都不好，但是肯定也没有人能说这80多家方案都是合理的、让投资者满意的。别的不说，宝钢股份这种情况就存在很大的疑问。

这里有一个逻辑难题，所有股改方案在表决时都获得如此高的支持比例，那么投资者一定是对市场进行的股改进程非常满意、非常拥护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股市对场外资金的吸引力是不断增强的，股指走势也应该是欣欣向荣的。但是股市中发生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似乎又证明投资者通过对市场的操作表达了另一种情绪。

当然，到目前为止股改方案也不是完全都通过了，试点阶段的清华同方方案就被否决了。现在想想清华同方也许会觉得自己比较冤，它的方案相比另外85家公司的方案当然不是的，但绝对不至于是最差的，放在现在推出恐怕也不会通不过。

我想清华同方被否决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按道理来说这本来是一种极为正常的情况），一来是它出现在股改争议的试点时期，二来是当时投资者对此事关注度极高因而参与表决的比例极高，三是因为它的流通股东结构分散不利于事前谈判，四是因为当时也许出于某种考虑也需要这么一个特例出现。

如果按照批量推出的角度，清华同方那一批只有四家公司不应计入进度，第一批股改公司应该是试点的第二批42家，那么真正的第二批就是现在通过表决的全面推进阶段首批40家公司。连试点都算上，股改刚刚进入第二批表决，流通股东参与表决的比例就出现如此惊人的下降。人们难道对自己的利益都毫不关心吗？我想“集体沉默”的现象已经出现了。

还是回头来谈劫匪的话题。我问那两位专家，集体沉默的状态怎么才可以打破？答案是这样的：如果保持沉默的集体中有人率先打破沉默开始反抗，可能导致两个截然相反的极端结果，一是集体暴发，二是整个群体更加沉默。

集体暴发的概念我懂，自古以来农民起义与平民_就是现成的例子，人们也能理解保持沉默的顺民突然成为大规模暴民的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整个群体更加沉默又是怎么回事呢？

专家的解释是这样的：如果劫匪能够迅速的对率先反抗的人做出镇压反应，将集体暴发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么可以导致整个群体的更加沉默。这下我就懂了，出头的人不讨好，那么就更加没有出头的人了，不是不想反抗，而是事实证明反抗无效。

回到股市中来谈股改表决。试点阶段是股改争议的时候，也是流通股东参与投票比例的时候，这时候一系列保驾护航的措施出现了：也有资金进场，股市也有了二百多点的上涨行情，g股一时成为热点，同时回购、增持的政策也是那时候出台的。上市公司在这个阶段也加强了对机构投资者的个别沟通与协商。结果终于实现了第二批试点全部通过的结果。

可以这么说，方案大规模否决最可能出现的时机就是第二批试点时，但是已经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股改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之后，流通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则选择了集体沉默。市场集体沉默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不为人们重视的原因，那就是没有人看到抗争的利益。

四个月过去了，股改已经进入全面推进的第八批，被否决的清华同方公司并没有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提出一套更好的、对流通股东更有利的替代方案。不知道这是政策的有意疏忽还是制定政策时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一点。虽然股改利用的是表决协商机制，但是缺少了这一环的实践，这种协商机制就缺乏真正的评价体系。

股市中人都喜欢做预言和预测，那么在这里我也可以对今后的股改表决做一番预测：其实在第二批试点全部通过时，股市中大部分中小流通股东对股改方案的表决就已经进入一种集体沉默状态，全面推进阶段之后，这种集体沉默状态恐怕会进一步被强化。也就是说，参与表决的流通股比例会继续降低，而同时各类股改方案仍然会保持很高的。有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呼吁过改变这种局面，但是现在才发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问题，而是一个受控制的群体心理现象。

我后来又问，当群体出现集体更加沉默的现象如何才能打破时，两位专家都答道：“此时就需要英雄人物出现了，否则好莱坞的硬汉电影和我们身边的先进事迹报道去哪里寻找素材呢？”

我最后说：“既然我们对抢劫的群体心理学研究了这么多，那我们三个人能不能出去当劫匪？”听的人都笑了：“你不行，成功的劫匪不仅需要有聪明才智，还需要过硬的心理素质和风险承受能力，你这个人心太善，不是当劫匪的材料。”

我又问一句：“不当劫匪，那么我可不可以当英雄呢？”

回答仍然令我很失望：“你一样做不了英雄，对英雄的素质要求与劫匪一样强硬。”

原来如此，那就算了吧，可惜了曾经的雄心壮志！

我对所谓的“黄金周”是敬而远之的。本来嘛，好好的过你的双休日就是了，现在一放就是七天，大家都吃饱饭没事干，只好上街逛逛。弄得街上人满为患，商场里人流拥护，路上的堵车自然也是免不了的事了。还有的人出去旅游，结果每个景区也是只见人不见景，景区的物价还乘机涨了一把，本想放松一下，结果弄得比上学还累。

这东西也不知是哪几位“智叟”或“有识之士”想出来的，说是什么可以“拉动内需”，老百姓口袋里就这么点钱，除了日常必需的生活用品外，可以购物的余钱也就这么多，还要防病、养老、购房、交学费，哪敢大手大脚的花啊。再说了，能花的就这么多，“黄金周”里花出去了，以后的日子就没钱花了，全年算下来，也就是把花钱的时间集中了起来，也变不出另外的钱来，全年总的消费还是这么多。现在有钱的人也没东西可以让他消费了，而想消费的人又没钱。

搞“黄金周”据说还有一个好处，可以让广大人民群众有空闲时间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走走，领略一下山川美晾，感受一下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也是在“拉动内需”。我靠，普通的老百姓有这闲钱吗？就算有钱，又有多少人能享受到真正的七天长假。大家都在工厂里上班，有几家厂会放七天的？想来想去也就是国家机关了。那些民工就更不用说了，一年到头连平常的休息天都没有，让他们去旅游，就不是在耍他们吗。他们一年一度的“集体大旅游”是在春节的时候，但是国家还特意为此让铁道部涨点价，听说是要让民工兄弟们不要“集中旅游”，造成铁路运力不足。这也太欺负人了，一年就回一次家，还要让民工多出“买路钱”。我还听说国家要大力提倡“带薪休假”，我想除了拿十三个月工资的“公仆大老爷”们，普通的老百姓是无缘享受了。哪家私企老板会让员工拿钱去旅游的，能有休息天就不错了，你要是说可以向上级反映，我靠，除非你是不想再干了。我想，想出这东西来的人一定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或者根本就是在为自己找个享乐的借口，真正能享受到这一待遇的，也就是他们这些人了。

心中虽是不满，但我也没法和国家对着干啊，总不能人家放大假，我却溺爱着书包上学吧。所以，到了长假，我都是躲在家里，上上网。

关于龟兔赛跑的故事，笔者想除了在下那还不满20个月的小孙儿外，应是无人不晓。故事里那个最不擅长奔跑的乌龟，据说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竟然摘取了赛跑桂冠，而健跑能手兔子却因“骄傲轻敌”而终于名落孙山。于是，人们就“一窝风似地”去盛赞乌龟那“可贵的拼搏精神”，而兔子反倒成了大家一致贬斥讥讽的对象。

这个故事把普通常识视为粪土，却把悖情夺理奉成圭臬！显然，讲故事者本意不是宣传科学知识，听故事者欣赏的也仅仅是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所谓“深刻寓意”。这里，笔者无意也不必为兔子的“失败”而鸣冤叫屈。事实终究是事实。兔子决不会因讲者的偏袒乌龟而真的不能健步如飞，也不会因听者的刻意追求“深刻寓意”而永世不得翻身。而那乌龟呢？笔者更不会为它大唱赞歌。乌龟就是乌龟。它决不会因人们的肆意拔高而真的成了什么“赛跑冠军“！假的就是假的，再吹捧再拔高都无济于事！

吹开笼罩在故事身上的一层烟雾，笔者看到的是某些人的阴暗心理：对能者偏斥其不能，而对庸者则偏吹其“无所不能”。何以如此？因为能者以其之能而不肯仰人鼻息，就如兔子决不会为赛跑夺冠而去给“某些人”送礼一样；而庸者因其无能只得抱侥幸取胜心理，就如乌龟祈求兔子比赛途中会睡着一样。在这场本可以胜败立判的竞争中，“某些人”的幕后“操盘”更不可小觑。他们为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极尽抑能褒庸之能事，甚至不惜给兔子设置种种障碍，如在兔子饮食里偷投“蒙汗药”，使其在赛跑途中昏迷倒地，再反诬其“偷懒贪睡”，使其不仅竞争失利，还担上莫须有罪名。

有人希望能者“马失前蹄”，有人祈求庸者意外获利，也有“某些人”干脆期望“能者败庸者胜”，这也许就是龟兔赛跑故事得以出笼并大受欢迎的社会背景吧！

当今社会是人才竞争的社会，天天到处都在上演着“龟兔赛跑”的故事。在这场竞争中，每个人都充当着特定的角色，你如不是身怀长技的“兔子”、就是身无“吃饭本钱”的“乌龟”，或干脆就是笔者不便明说的“某些人”。按理说，“兔子”们本应大有用武之地，在激烈的竞争中完全可以稳操胜券，而“乌龟”们很难有立足之地。然而，社会太复杂，兔子竟会败于乌龟也绝非不可能的事。何哉？一则“兔子”们自恃其能而太自信、太耿直，甚至太天真，忽视了“乌龟”们的“非正常竞争手段”；二则社会上还有“某些人”心术不正，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而使本该处于劣势的毫无取胜把握的“乌龟”们反倒意外收取“渔翁之利”。

当前，我们正大力主张建立和谐社会。既然如此，我们就应把激烈的人才竞争纳入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轨道，让人才竞争受到法制的严格保护。要让那些故意搅浑人才竞争这“一缸水”的人尽快“下岗”，对那些肆无忌惮地破坏人才竞争的“游戏规则”者，甚至要让他们“下大狱”。这样，“兔子”们没有了后顾之忧，竞争时才不致于被“蒙汗药”麻倒，“乌龟”们也就没有了侥幸取胜的土壤，再不会有轻易“夺魁”、“上岗”的可能。大力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竞争氛围，这应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之一。以笔者浅见，什么时候在人才竞争中“兔子必胜龟必败”了，和谐社会也就真的实现了。

本来我在前段时间已经写过文章谈了我对于高考加分的看法，文章点到为止，实在没有多少必要再对其进行论述。因为论述多了，别说读者们烦，就连我自己也觉得无味。————同一泡茶一冲再冲，再喜欢喝茶的人也会发火，更何况对喝茶并不“感冒”的众多朋友们呢？

可奇怪的是，我们的媒体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同一泡茶在他们眼里，如果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早上冲到次日凌晨，那是一件很不道德很没经济头脑的事。所以他们总爱隔三岔五地把旧菜或冲淡了的茶叶拿出来上再炒一翻或冲一趟；怪他们吧，好像也不行，人家是靠这行吃饭，不让他们这么干，那人家的生计如何解决？所以我们在解读一件新闻事件（或相类似的事件）被再三拿出来大肆“炒作”时，我们不能仅仅是盯住我们的媒体，说他们无聊瞎折腾，我们还要去寻找出事件为何会被一再拿出来报导的内在原因————想釜底抽薪，我们还得找到真正的灶口！

据《中国青年报》8月31日报导：今年的高考早已结束，但关于高考加分的争论仍在继续。浙江高考“状元榜”显示，文科第一、理科第一都是有体育特长加20分的考生。有四所学校由此竞相宣称本校出了省内考分第一名。高考“状元”的宣传战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是高考的_分与加分排名问题。谁是真正的状元？“_分状元”，还是“加分状元”。

很明显的，这次关于“_分”状元与“加分”状元之争，事情的导火索就是浙江那四所中学对今年高考状元的宣传。而对高考状元的大肆宣传，说到底，只是这些利益熏心的学校在为他们的学校做广告！！他们都声称自己学校的状元才是真状元，其实也不是要为那个状元讨个所谓的公道，他们想的做的，都是如何才能让学校名气更大，以吸引更多的“求学心切”的学生进来读书，并让这些“求学心切”的学生的家长们充当他们的提款机。

所以归根结底地说，我们这边在网上报上讨论来争辩去，真正掌握主动权的还就是那四所中学！当然啦，在这样的争论下，那四位高考状元肯定是能拿到些状元奖金的（其实也就是广告代言费！），而我们呢？有文采的当然可以赚点稿费花花啦，但没文采的，可就倒霉咯：累了自己的手，伤了自己的心不说，还得眼睁睁地看着大量白花花的银子，进入了别人的口袋！实实在在地，浪费感情啊！！

《京华时报》的报道，北京一市民要自办一场草根参加的山寨版春晚，时间与央视春晚同步，通过网络向全国直播，目的就是向央视春晚叫板。场地就是高碑店一酒楼，演员就是邀请民间高人、艺人参加，如果你想过把瘾，你也可以通过网络报名。

最近山寨可是赚足了瘾。山寨是什么，山寨就是当年的瓦岗军，就是水泊梁山。就是当今的草根名人。作为摄像师的草根艺术家老孟真是闲不住了，向央视发飙了。

今年的奥运会的开幕式让今年的春晚跟难闹了，想想春晚搞了这么多年，没有办法老了，央视也会觉得很悲哀。但是春晚年办，观众年看，最后除了央视自己公布一个自己调查出来的据传很高的收视率，就没有剩下什么，可是还得来个投票啊，要不正月十五的晚会没办法办不是！其实就很像一个习惯了用右手的人，你让他创新吧，他就会想到用左手；但是他没想到用双手，甚至用脑袋也可以玩出令人耳目一些的花样。办春晚的老是那么一批人，演春晚的也老是那么一批人，甚至连拉大幕的开灯光道具的都是几十年没有换的人了，你想在春晚上看到新鲜的东西还不如去收看收看火星台现实。

其实央视不会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说央视不想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不行啊，那么多的艺术家等着在春晚拉拉风呢，还有不少的国家政策要宣传呢，春晚可是不能变啊，对不能变。

可是山寨的就不同了，我是草根我怕谁，你不干闹我来弄弄，山寨春晚仅在于其将现场观众定位为过年不能回家的农民工、大学生朋友；而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山寨春晚能够做到“我家寨门常打开”，演员诚邀民间高人、艺人，特别欢迎民间杂耍、手工艺等绝活。这也是能不能使山寨成为经典的最重砝码。

中国就是不缺人才，民间的力量始终是伟大的，要不___怎么要走群众路线呢。山寨春晚的提出本省就是这条道路的体现，本身就是个成功。至于其结果如何那要等到明年了。

“向央视春晚叫板，给全国人民拜年。”看看牛年的春晚，你会怎么样。

郭敬明“当官”了。这几天的评论界阴云翻滚，正负电如星云相撞，本来略显晴美的天空也是突然就霹雳声声，大有打群架之势！

说实话，郭敬明“当官”，我是打心眼儿感到高兴，这种高兴的强度，就跟郭敬明被抓抄袭时打心眼感到可耻是一样的。当然，有些小四粉丝可就不这么想了，在他们心里，偶像比我佛如来还法力无边，什么抄袭不抄袭，只不过是引用时忘了加个“某某说”而已----三个字，多大的事儿你们也值得抓住尾巴不放？不过当官可就不一样了，而且当的还是个不小的官呢！一听名声就相当响亮------长江出版集团北京中心副总编辑！虽说有个副字，但也是相当于副处级职位了，其势直逼一个之下万人之上；况且，以郭敬明的实力（人家也是靠实力来混来的“官”！）说不定哪天就名正言顺“登基”正职！如此喜讯，众粉丝不乐呵呵高兴一大阵子才快呢！

当然啦，我们就是不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我们也知道这事肯定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说这不好说那不好一定成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前些日子北大自主招生的考试作文题，贪官说他的贪污“有助于刺激消费、增进感情，有利于经济增长，无害于和谐社会”，于是他就一个劲地贪得不亦乐乎；而有的人眼见他贪污之行径，愤怒得直想指着他鼻子骂娘！这骂娘的行为当然显得有些过火，所以应和的人也就不多。但并不是说骂了娘文章就真的一无是处。比如有人说郭敬明当官是80后的一种耻辱，这话我是百分之三百地不同意-----事实上很多80后都是不以此为荣也不以此为耻的。在他们的生活里，郭敬明可能只是在闲聊时他们打出来的一个嗝而已。

回到文章的标题，之所以说是“闲侃郭敬明‘当官’”，实在是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件大事。当官嘛，又不是当强盗，有必要派出海军来为正义护航吗？事实上这也不存在正义与否的问题！